拜登政府“多边主义”政策转向下中美贸易摩擦走向

2021-08-30 16: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作者：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转变特朗普政府单边遏制及逆全球化举措，大力倡导回归多边主义，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然而，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总体基调不变，所谓“多边主义”是有选择、有目的的“有限多边主义”，其根本意图仍是以意识形态为借口联合盟友主导构建“反华包围圈”，牵引中美关系从高频贸易摩擦转向全方位战略竞争。中美两国实力虽在不断接近，但中国实现赶超仍需时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甚至会变本加厉升级对华战略围堵攻势。对此，我国亟需制定积极运筹大国关系的全球平衡战略，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加快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

一、美对华政策导向由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转为拜登政府“多边主义”

特朗普任内频繁发起对各国关税大战，我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成为首要针对目标，中美关系在“边谈边战”中走向低谷。拜登政府上台半年以来，并未直接触及对华关税问题，转而大力倡导回归多边主义，试图与盟友达成对华战略围堵共识，争取包括中美贸易谈判在内的对华关系战略优势。

一是暂不取消高额关税，继续积攒对华谈判筹码。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关税收入虽有增长，但不仅没有阻止中国商品流入美国，中美贸易逆差在新冠肺炎疫情助推下不降反升，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承担，并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曾表示，加征对华关税会伤害美国经济，甚至降低全球经济增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中经济关系》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每年为贸易摩擦付出经济成本约占GDP的0.5%，增加关税成本导致每个美国家庭减少675美元收入。对此美国相关企业及行业协会多次表示强烈不满，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泰面对外界施压表示，拜登政府不准备立即取消关税，因为“没有一个谈判者会放弃谈判筹码”。

二是高调回归多边主义，主导构建“反华包围圈”。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区别在于，反对单边遏制及逆全球化举措，上任后便高调回归多边主义，通过修复盟友关系、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在全球治理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在七国集团提出针对“一带一路”的“B3W”计划、叫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手续、允诺向世界捐赠8000万剂疫苗、倡导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等。此外，还以意识形态为由污名化“中国制造”，方便拉拢与我国存在产业竞争关系的国家对华施加压力，如无理打压“新疆棉”攻击我国棉纺织产业，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就少有表态支持我国。

三是持续加大技术封锁，维护美国技术领先优势。为维护美国高科技绝对领先优势，拜登政府除了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等，加大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同时并未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企业打压，仍以威胁国家安全、侵犯人权、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对相关个人或企业实施出口管制、限制投资、暂停交往等制裁手段，试图彻底封锁我国外源性技术来源。具体包括，6月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将限制投资范围扩大到59家中国国防和军工科技企业；6月以“涉嫌侵犯人权”为由，将5家中国新疆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7月再将2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等。

四是催促跨国企业回流，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特朗普政府把制造业回流作为主要政见，在任期间大力推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政策，威逼苹果、台积电等跨国企业在美国设厂。拜登上台后并未推翻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改变自身过往自由化立场，签署“购买美国货法案”，收紧政府部门采购本地产品要求。同时，还推动七国集团达成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对跨国公司设定至少15%企业税，挤压其逃税漏税空间；开启对半导体芯片、稀土矿物、医疗物资、新能源电池等涉及国家安全关键领域供应链审查，成立“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找出造成美国供应链“空心化”的贸易违规行为。

二、美对华政策转向牵引中美关系从高频贸易摩擦转向全方位战略竞争

综合来看，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总体基调不变，但在对华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更多采取“多边主义”包装对华遏制举措，试图复刻美苏冷战模式拉拢盟友支持，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对华高压围堵态势，牵引中美关系从高频贸易摩擦转向全方位战略竞争。

一是不排除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性，但必定以关税为由附加更多谈判条件。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反对特朗普加征关税，但碍于国会及舆论对华强硬压力，暂未对取消关税作出明确表态。但为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尽快复苏，缓解美联储货币大放水及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造成通货膨胀压力，降低美国家庭生活成本支出，拜登政府迫切需要重启对华贸易谈判。可预计的是，拜登政府会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前，主动加快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并很可能以关税为谈判筹码，逼迫中国在贸易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

二是继续拉拢盟友维持对华意识形态高压，但在经贸层面难以平衡内部矛盾。拜登政府企图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圈子化”，通过联合盟友或拉拢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主导构建“反华包围圈”。但是，“反华包围圈”并非铁板一块，所谓盟友多是迫于美国压力而并无意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观察中澳贸易摩擦升级之下部分出口中国农产品从澳大利亚转移到美国可知，即便在由美英加澳新组成“五眼联盟”内部，也不愿放弃中国广大市场，单纯基于意识形态分歧而与中国完全“交恶”，经贸手段仍是我国与美国制衡周旋的最有力武器。

三是长期保持对华技术打压，但主要集中在国安而非商业领域。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均不遗余力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不惜采取违背市场经济规则“流氓手段”，掐断我国外源性技术来源，阻断我国产业升级进程，逼迫我国与全球创新体系“脱钩”。但从美国撤销TikTok禁令又增加中国“实体清单”判断，拜登政府对华技术打压政策考量更为成熟，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及未来产业关键尖端领域采取精准打击，对于完全商业化领域则愿意与中国谈判争取商业利益最大化，以免强制“去中国化”而造成“去美国化”的反效果。

四是美国引导制造业回流难度较大，但可能催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快重构。早在拜登及特朗普两任总统之前，奥巴马政府就已大力倡导制造业回流，试图恢复本土产业竞争力，但由于美国多年来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大部分产业基础早已断代，难以在短期恢复完整产业链体系。但须警惕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所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在中美大国竞争持续升级、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等催化下，更多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在全球分散生产网络，全球产业链出现向区域产业链裂变趋势，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首要移出目标。

三、我国应加快制定实施反制美国围堵攻势的全球平衡战略

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多边主义，实质上已承认中美两国实力正在接近、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的现状。对此，必须清醒认识中美两国实力扭转尚需时日，美国必定不断加大战略围堵攻势，应当积极运筹稳定均衡大国关系，尽可能回避与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对抗，同时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争取在更多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

一是灵活运用软硬兼施手段，分化美国主导“反华包围圈”。美国对华经贸政策重点已由关税摩擦转向科技打压，应与美国加强战略对话尽快取消关税，以公平对等为基础探索共建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以竞争中性为原则顺势推进国内各项改革进程。同时，积极采取“萝卜加大棒”方式对“反华包围圈”分而治之，既要枪打急于向美国表现的“出头鸟”，也要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发展包括美国在内各种国际关系，逐个击破化解战略围堵攻势。

二是高举可持续发展例外原则，联合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规则制定主动权。针对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在WTO改革等国际经贸谈判强势地位，积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参照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例外原则，在涉及扶贫开发、碳达峰碳中和、中小企业保护、重大公共应急事件等与发达国家分歧领域，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后发追赶的灵活规则空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对等有效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三是加快拓展自贸“朋友圈”，与更多国家及地区形成利益绑定合作关系。主动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TA谈判，争取RCEP实质落地及向外扩圈，依托RCEP加快中日韩FTA协议签署，主动邀请美国共同参与CPTPP。同时，支持优势企业发挥产业核心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跟随自贸“朋友圈”拓展方向“走出去”，重点加大欧美外围地区及我国周边地区产业链布局，争取与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

四是继续推广负责任大国形象，搭建与更多国家的友好沟通管道。针对外部舆论攻击及固有偏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建设，大力推广公共卫生、扶贫开发、环境治理等领域“中国经验”，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不断丰富和扩大国际体系容量。同时，把打好国际舆论战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支持更多民间力量在国外社交媒体发声，以“大众面向大众”方式突破西方主流媒体对国际话语权垄断，扭转国际舆论宣传“软实力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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